《变形记》与人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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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与人的异化

      《变形记》文中最为荒诞之处在于包括格里高尔在内,无人关注他为什么会变成一只甲虫,以及如何使他恢复正常。格里高尔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要乘的火车以及工作任务,而不是思考自己身体上发生的变化。秘书来到家中,只为确认格里高尔能否正常去上班,而在发现他变成一只甲虫之后匆匆离开。家中的女仆第二天也便辞退工作。而小说中格里高尔的亲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几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格里高尔的形象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因而妹妹十分同情他,主动打扫他的房间,观察变形后的格里高尔爱吃怎样的食物。母亲和父亲的态度则分别是害怕与厌恶。第二阶段,格里高尔及其家人意识到他康复无望,而父亲和妹妹都找到了工作,此时他变为了一个无用的人。妹妹不再期望格里高尔供自己上音乐学院,因而对他显现出了些许不耐烦,但仍是同情的态度。母亲同样对格里高尔有些同情,但不再按人类的方式对待他,并提议移走房间内的家具。父亲的态度则更加强硬,并最终发生了用苹果“轰炸”格里高尔的事件。第三阶段,格里高尔成为了家中的累赘。在他出现在房客面前,将房客吓走时,矛盾最终爆发。而在他死后,格里高尔的父母感到的是解脱、庆幸甚至喜悦。

        为讨论《变形记》与人的异化,首先引出对异化一词的定义和阐释:有限的精神(人)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出物来,在对象中表现自己,把自己对象化在物、社会制度和文化产品中,而每一种对象化都必然是异化之一例:所生产出来的物同生产者相离相违。[1]在马克思的阐释中,人不仅使自己的产物异化于自己,他还使自己异化于这些产物由以产生的活动本身,异化于他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异化于其他的人……,也就是异化于人的本质或天性。[2]

        基于上述对“异化”概念的阐释,《变形记》在文本内对格里高尔及其他角色的异化的描写可以由以下一些情节得以表现。

        格里高尔与他的工作。格里高尔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但他首先思考的不是自己身体的变化,而是自己的工作,自己上司的态度等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秘书主任离开,铁定保不住职位之后。

        格里高尔与他的家庭责任。丢了工作之后,格里高尔因其无法尽到家庭责任而自责和担忧。他不再能供自己的妹妹上音乐学院,父亲和妹妹都外出寻找工作,因此不再获得妹妹的照顾,父亲的态度也进一步恶化。

        格里高尔的亲情。格里高尔从变形到死去,父母和妹妹对他的亲情因格里高尔对家庭的意义从有用到无用直至有害,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过程。

        总而言之,格里高尔自己的身体或者思想不再得到重视,得到重视的是他作为公司职员为公司工作的职责,作为一家人收入来源对整个家庭的责任。在他自己的眼里,这些外在的活动是第一位的;在亲人和公司眼中,格里高尔之所以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是因为他对前二者“有用”,而不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人,是他父母的儿子。此即前文所述的“异化于这些产物由以产生的活动本身”,“异化于人的本质和天性”。

        小说开篇便用平静的语气叙述“格里高尔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此种平静的第三人称视角贯穿全文,更为小说蒙上了压抑和荒诞的氛围。《变形记》和其它“荒诞文学”的一个巧妙之处是它们用夸张和极端的方式将所有人都已习惯的平静生活撕裂开来,并直击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在故事发生之前,格里高尔拥有表面上完整的家庭和亲情。但是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突然丧失了作为一个异化的人的全部意义——尽管仍可以像人一样思维,但不再能给别人创造价值,也不能胜任任何社会角色。在这种已被扭曲的亲情和人际关系下,他最终只能被家庭和社会抛弃。现实中不会有人变成一只甲虫,但是确实可能因种种原因受伤、残疾、丧失劳动能力,从而“部分地”变成一只甲虫,和格里高尔面临类似的遭遇。

        格里高尔的故事中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讽刺。格里高尔变成一只甲虫后,丧失了用语言与人沟通的能力,但却保有人类的思维能力。在小说第二阶段,格里高尔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之后,他反而得以开始摆脱这种异化——不是通过一种抗争和英雄气概的方式,而是别无选择、颇具悲剧色彩的方式。格里高尔开始在墙上爬行、倒挂在天花板上,并乐在其中;他害怕下一次打开门时就要像以前那样挑起一家的担子。此时他终于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和需求。但与之相对应地,随着异化的消除,格里高尔的社会关系同时瓦解,他因此被父母和妹妹抛弃、嫌弃。

        从这一角度而言,《变形记》的荒诞情节背后又有一种恐惧:在这个社会环境下,人的异化是全方面的、不可避免的。基于人类感情的亲情和友情在这种环境下被扭曲为利益,尤其是金钱利益的附属品。假如某人想要摆脱这种异化,回归对自己身体和思想的关注,他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像格里高尔一样变成一只甲虫,失去作为人的“功用”和社会关系,而格里高尔最后的死亡也是这种逃脱的最终结局。“他(卡夫卡)厌弃这样的世界,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于是,他开始了坚定的义无反顾的写作,‘这是我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3]格里高尔面临的境遇,也正是作者卡夫卡本人的境遇。这也是每个认识到这种异化,试图做出反抗的人或多或少会面临的问题。


[1] G.彼特洛维奇:《论异化》,李慎之译

[2] 同上

[3] 方爱武:《生存与死亡的寓言诉指——余华与卡夫卡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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